「我媽以前常說：『因為妳上輩子沒燒香，這輩子才會當大姐，比較苦命。』」小花媽（本名張慧慈）回憶起母親的話，帶著一絲苦笑，直到念清華大學人文社會學系，接觸社會學知識，她才逐漸意識當長女並不是自己「命不好」，而是社會階級與文化結構的問題。
在華人社會裡，長女往往被視為父母的小幫手，不僅要負責、懂事，還得能「補位」──承擔家務、照顧弟妹，甚至被期待成為手足的榜樣。這些特質並非天生，而是被後天養成的「長女病」。
小花媽念研究所時，曾想以長女議題作為論文主題，但因「太深陷自己的故事」而擱置多年。直到投入職場多年、出版過兩本書，她才重新整理這個題目，透過大量訪談長女的經歷，整理家族角色與社會文化脈絡，終於完成《長女病》一書。
對她而言，這本書的創作，也是一個自我療癒的過程。
出身工人階級家庭的她，有兩個妹妹和一個弟弟。父親重男輕女，認為女孩子讀書是浪費錢，因此母親將希望寄託在她身上，要求她一定要念好書、考上好學校，替兩個妹妹開闢一條升學之路。後來，她不僅考上清華大學，更進入台大社會所碩士班，不僅翻轉了自己的命運，也為小妹爭取到可以念私立大學的機會。
她在書中寫道：「從小到大，我都要在前方開天闢地。我覺得自己承擔的責任真的太重了！」
身為長女，在弟弟妹妹出生後，她就被迫長大。從小到大最常聽到的一句話是，「因為妳是大姐」。弟弟妹妹若是不乖、闖禍或犯錯，挨打的卻往往是她。她不解地質問「為什麼他們不乖，卻是我挨打？這跟我有什麼關係？」但母親總是邊哭邊打，到了夜裡心疼地替她擦藥，小聲叮囑「妳要多幫忙，這樣我才能放心去工作。」然而，她其實也才比大妹大兩歲而已。
小花媽和母親同樣都是長女，兩人相差二十二歲，卻有著幾乎相同的成長軌跡，小時候要照顧弟妹，長大後得幫襯弟妹。明明還只是孩子，卻被要求「像母親一樣」扛起責任。
她坦言，曾怨懟過這種不公平的家庭角色安排。「如果人生可以重來，我想當我的小妹。她自認很幸福，無論發生什麼事、即使天塌下來，上面有許多人扛著。」
小花媽歸納，長女往往具備幾個共同特質──認真負責、懂事聽話，以及擅長規劃與風險管理。
「身為長女，家裡的『所有人』都是風險和變數。」父母的情緒、弟妹的狀況、家裡的經濟，無一不是潛在的風險。長女不僅要懂事，還要懂得「風險控管」，好讓整個家不至於出狀況。像是小時候媽媽給她1000元飯錢，她會存下500元，以防哪天媽媽手頭緊。
曾有長達半年多的時間，媽媽忘了給大妹飯錢，放學後她就跑去等弟弟和小妹一起吃晚餐，最後弟弟受不了，跟媽媽哭訴「根本吃不飽，錢都被二姐吃光了。」那時媽媽才驚覺，原來二女兒一直沒有拿到錢。
從那之後，小花媽主動提議不如把錢全部交給她分配。「長女似乎很自然會承擔起責任，容易『厚操煩』。」
長大成人後，「長女病」依舊延續。她會為弟妹的工作與生活煩惱，擔心他們是否有前途，甚至會想「如果他們以後養不起自己，我是不是還得養他們？」2017年，她前往越南工作，也是因為弟弟想去東南亞發展，她怕弟弟遇到危險，乾脆先替他探路。「後來想想，覺得自己很荒謬，都快30歲了還在長女病！」
結果妹妹反過來提醒她：「妳不用替我們太操心，我們比較擔心的是妳過勞倒下，房貸還沒還完。」
過度負責、習慣承擔、難以拒絕——這些長女特質，往往一路從家庭延伸到職場，久而久之形成所謂的「蠟燭型人格」：燃燒自己、照亮別人，付出過多、情緒壓力大，過勞風險也大增。
「長女大多任勞任怨、耐操好用，不太會對主管說『不』，」小花媽說。正因如此，許多企業主管或人資在招募人才時，偏好錄取長女。她坦承，自己當主管也傾向如此，因為長女特別能扛、特別可靠，「雖然聽起來很像慣老闆，但這是事實。」
然而，總是全力以赴、過度承擔的代價，就是情緒壓力不斷堆積。30歲那年，她第一次擔任主管，高工時與高強度的工作壓力，再加上遭遇大主管職場霸凌，讓她身心不堪負荷。長久以來「不能讓人失望、不能辜負他人信任」的信念，最終徹底壓垮了她，整個人瀕臨崩潰邊緣。
小花媽認為，改善「長女病」的第一步就是，要有「有病識感」，意識到自己過度懂事、過度承擔，才可能開始調整。
起初，她透過心理諮商和各種方法嘗試改變，其中一個方法是，觀察並模仿身邊那些懂得「放過自己」的人：在家裡，她向自我意識強烈的大妹學習；在職場，則是觀察模仿次女、次子如何向上和向下管理，「他們比獨生子女更懂得隨機應變，也更懂得怎麼活得快樂。」
大妹還教她一個小技巧—「沉默兩分鐘」。過去，只要會議上出現短暫的安靜，她總是第一個跳出來承接任務。妹妹提醒她，如果忍不住，就在心裡默唱一首歌，撐過那兩分鐘。結果她發現，真的有許多事情會自然「離你而去」，而且其中不少都是極爛的工作。
小花媽提醒，長女要懂得設立界線——把核心工作顧好，不該承擔的部分就勇敢放下，不需要自己硬扛所有一切，「要適度放過自己，因為你不放過自己，就沒有人會放過你！」
▲小花媽和媽媽同樣是長女，很能理解彼此的生命難題，如今兩人感情愈來愈好
「過去三十年的成長歷程，鞏固了我的長女性格。我不確定未來是不是還要再花三十年，才能完全痊癒？但我能做的，就是一步步、慢慢地調整。」
對小花媽而言，療癒的起點在於自我覺察，而解方則在於調整與溝通：學習拒絕、重新分配責任，與手足合作、共同承擔。「畢竟在弟妹出生之前，長女只是獨生女。讓她成為長女的，是手足的出現。」因此，承擔責任不該是長女的宿命，而應該是兄弟姐妹之間的共同課題。
當手足願意接受邀請，即使只分擔一點點，長女也能因此卸下一些壓力。另外，在照顧議題上，也需要邀請父母參與，因為照顧不只是子女的責任，父母自己也有責任學會「自我照顧」，而不是完全依賴孩子。
她強調，多數父母並不是真的希望孩子過得辛苦，只是習慣把責任壓在最懂事的人身上。「當你勇敢說出『我也想要有自己的生活』，關係往往就會鬆動。」她相信，只要自己先改變，斷開不必要的鎖鏈，與家人保持適度距離，就能一步步救回自己。
小花媽提到，這一生最大的遺憾，是始終未曾獲得父親的肯定。父親厭惡女兒讀書、寫作，甚至以「豬不肥、肥到狗」這樣的話貶低她。偏偏她與父親長得極為相像，每當她出版新書、名字出現在媒體上，父親的親友總會轉告：「你女兒又出書了。」這不僅沒有帶來驕傲，反而令父親惱怒不已。
疫情期間，她關心父親、想送口罩和酒精，卻換來父親一段四分鐘的語音、全是咒罵與「叫她去死」的話。憤怒的她與父親爆發爭吵，她拿父親最在意的「身後事」回擊：「最終你喪葬的方式是我決定。」從此，父親再也不敢用這樣的話語傷害她。
「我現在只能選擇讓自己快樂，」她說。「後來我明白，不該再期待父親的肯定。」但她也坦言，心裡仍有未解的情緒，未來勢必要透過書寫，正視並處理與父親的關係。
《長女病》不僅是小花媽自我療癒的書寫，也是她與母親的深層對話。書中的故事，唯獨沒有隱去她與母親的名字，因為某種程度上，這本書就是寫給母親的。
新書出版後某一天，她回到家，發現母親正躺在沙發上閱讀，那一刻她害羞得躲回房間。當母親讀完並稱讚她「寫得很好」時，她感到無比開心。尤其是書的後記，是她寫給母親的一封信：「以前，我們為了家庭而犧牲，你可能覺得虧欠我，我也覺得虧欠你，彼此相欠債才來當母女。但是，現在我們可以牽手向前，做回女兒、做回自己。」
她的母親同樣是長女，背負著屬於自己的「長女情結」，在照顧外婆時也曾感到壓力。隨著時間推移，母親逐漸學會放下，甚至活得比她更自在。她笑說：「如今家裡唯一維持長女角色的，只剩下我自己。」
從過去的衝突到如今的和解，從過度懂事的長女到懂得放下的女兒，母女倆的關係也不斷地調整，慢慢走向理解與釋放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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